读娜拉走后怎样有感势科学视角

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，作品要有内容，要反映、揭露或是解决一些(社会)问题。有内容就是有信息量，如何增加作品的信息量成为写作的核心。势科学中对信息的一个定义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视角，信息=差别*联系，信息有两个要素：差别、联系，没有差别的信息对于受众来说就是废话，而没有联系的信息则是噪音。探索增大信息量就要从这两个要素着手，一是扩大差别，再者增加联系。根据势增原理“差别促进联系，联系扩大差别”，差别越来越大，联系越来越紧，差别最大即相反，联系最近即相同，既相反又相同，即相反相成，达到对称，对称的信息量最大[1]。所以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含有的对称性元素越多，信息势越大，一篇作品中运用的对称性越多，信息量越大，越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解决问题的效用越大，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、有力的势科学解释。

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个名为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，该演讲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《玩偶之家》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，来阐明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。势科学是由李德昌教授创立的，鲁迅先生演讲时当然没有势科学，学过李德昌教授的势科学之后再去品味鲁迅先生的这篇演讲，脑海中便别有一番景象。

“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，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，死的高兴地死去，活的放心地活着。说诳和做梦，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。所以我想，假使寻不出路，我们所要的倒是梦。但是，万不可做将来的梦。”“然而娜拉既然醒了，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。因此只得走；可是走了以后，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。”“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，就是男人和男人，女人和女人，也相互地作傀儡，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。”“自己是丈夫的傀儡，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”……[2]小的与老的、死的与活的、寻不出路与做梦、女人与男人、自己与孩子、走了与回来等等，都是运用了对称元素给语言营造信息势，使语言具有惊醒世人的冲击力(强大的信息势)。

鲁迅先生对人性中的“忘性”的剖析：“人们因为能忘却，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，也因为能忘却，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。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，仍然虐待儿媳；嫌恶学生的官吏，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；现在压迫子女的，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。”人类的这种“忘性”也是“对称”的一种。对称的本质是“变换之后不变”，时间的变化、阅历的变化都难以改变人性的本质。时间使人慢慢忘记以前所受的苦痛、被欺压的愤慨、忘记曾下定决心想改变的一切，自以为是造梦者，实则只是沉迷在梦中罢了。而这些忘性多半来源于自私，因为是自己感到了痛苦、压迫才下了改变世界、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心，仅想让自己过得好。如某些被虐待的儿媳、痛骂官吏的学生，曾经走在社会前沿的家庭革命者，是否会有一丝改变这种倚强凌弱的社会的想法，而非全然盼着等自己熬出头就可以翻身去欺压别人了呢？

不论利己主义是好是坏，单论这些儿媳、学生以及曾经的家庭革命者就是出于精神金字塔最低端的代名词，看到了婆婆、官吏、和父母所拥有的“势”，转而联系到自己与他们的差别，幻想着的不是有天能消灭这些人与人之间不公的距离，而是想转换身份、转换位置。痛骂官吏的学生，难道不是向当时制度妥协才能当上官吏，得以继承欺压别人的权利的吗？改变这类人的并非是万能的时间将其疤痕冲洗掉了，使其忘记初心，这些人只是以高歌痛骂社会为初心，因为社会损失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因为他们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罢了。若是这些人当时旁观别人受这些待遇，怕是连感慨不公都难有吧。不得不赞叹鲁迅先生的通透、锋利。历史上的革命英雄都是看得到别人所受的磨难，而萌生改变制度的想法，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距离，消灭不公制度。而这种利己主义的人，渴望着得势、渴望着得利，不敢处于低端，想要爬上顶层，却不是为了消灭不公制度，一旦得势，只会更加扩大差别、增加距离。在这些人嘴里，铲除恶势力是口号、是显势，实则内心邪恶的势、利、欲一样不落下，其心中的利、欲是潜势，其本质是用显势遮掩潜势，比某些显势的利己主义更可怕。

对称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文化中，对称应用于众多领域，对称形成美，美是人们的普遍追求，科学家在探索未知的时候也遵循美。这种美并非是寻常所看到的、听到的感性之美，而是由对称的秩序形成的理性之美。事物具有了美，便具有了吸引力。日常生活中，生理因素需求方面需要感受美，人们偏爱美；在物理学方面，物理学家也偏爱自然规律的美，也就有了探究原理之心。文学创作上，不但行文讲究美，更讲究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理。言之有物、言之有理，就是要求文章有信息量，信息量也就是信息势的大小是由差别与联系两个因素决定的，所以文学创作的时候要把握这两个要素，形成对称，从而使文章具有最大的信息量(信息势)，使读者产生共鸣、学到知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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